今年恰逢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亞洲部成立百年，除了上半年引起廣泛爭論的展覽“中國：鏡花水月”，它還推出了一系列亞洲藝術特展，其中館藏中國書畫藝術珍品展分上下兩期，從今年10月31日起展覽至2016年10月11日。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亞洲部主任何慕文近日接受了《外灘畫報》專訪，跟我們談了談這座收藏中國藝術的頂級博物館的歷史和未來。
文 | 沈寅 許嘉城（實習生）編輯 | 譚浩
圖片由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提供
一幅可以顛覆歷史的山水畫
上世紀末，中國書畫界發(fā)生了一起“世紀大爭論”，起因是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收藏的一幅傳為五代畫家董源所作的《溪岸圖》。
為什么《溪岸圖》會引起這樣的軒然大波？
實則因為董源在中國繪畫史中的重要地位，以董其昌的“南北宗論”來看，中國“文人之畫，自王右丞始，其后董源、巨然……”，他極度推崇的文人畫一脈，源頭在王維。但王維沒有存世山水畫作，董源實際上成了可供參考的文人畫祖師。
董源《溪岸圖》
傳為董源存世的畫作不多，有北京故宮藏《瀟湘圖》卷、上海博物館藏《夏山圖》、遼寧博物館的《夏景山口待渡圖》、日本黑川古文化研究所的《寒林重汀》、臺北故宮藏《龍宿郊民圖》等。
對于這些畫作真?zhèn)螝v來爭論不斷，比如黑川古文化研究所的竹浪遠就認為《寒林重汀》是偽作，因為該畫絹材質是元初的材料。
而“瀟湘”、“夏山”、“夏景”三張，風格相近，一如米芾對董源畫作的評價“一片江南”氣息，因此被推定為董源的風格。
《溪岸圖》局部
《溪岸圖》是唯一一件有董源名款的作品，它一出現(xiàn)，立即引起風波無數(shù)。由于《溪岸圖》的風格與“瀟湘”等三圖的風格差異很大，如果《溪岸圖》為真，就意味著“瀟湘”三圖可能出自他人之手，中國畫史就要整個改寫。
中國畫專家們對《溪岸圖》真?zhèn)?/span>的爭辯持續(xù)了很久，其中高居翰（James Cahill ）和日本專家古原宏認為《溪岸圖》是張大千的偽作；而班宗華（Richard Barnhart）、方聞等為代表的一派，則堅持認為《溪岸圖》是董源真跡。不過孰是孰非，如今仍無定論。
今年恰逢亞洲部成立百年，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推出了一系列亞洲藝術特展，其中館藏中國書畫藝術珍品展分上下兩期，從今年10月31日起展覽至2016年10月11日，董源這幅萬眾矚目的《溪岸圖》就位列其中。
從遠東部到亞洲部
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是世界最主要的中國書畫收藏機構之一，它的藏品數(shù)量眾多，尤以宋、元兩代為主；同時特色藏品占據(jù)了絕大部分，且都在中國畫史上占據(jù)一席之地，比如之前所說的《溪岸圖》、唐代畫家韓幹的《照夜白圖》、黃庭堅的《草書廉頗藺相如傳》、馬遠的《月下賞梅圖》、錢選的《王羲之觀鵝圖》以及趙孟頫的《雙松平遠圖》等等。
關于這些中國藏品，現(xiàn)任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亞洲部主任何慕文的《如何讀中國畫》一書剛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引進，可作為大都會中國書畫藏品導覽。
韓幹《照夜白圖》
除了藏品豐富，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中國書畫收藏還體現(xiàn)在學術意義上。通俗點說，藝術史研究特別是中國畫研究，很大程度上需要聯(lián)系具體畫作，也就是所謂“上手”，光憑文獻記載都是空談；畫作看得多，才能夠發(fā)現(xiàn)問題，深入研究分析之后，才會產(chǎn)生解決問題的可能。
比如徐小虎（Joan Stanley—Baker），跑到臺北故宮近距離看了幾年吳鎮(zhèn)的畫后，寫出了一本《被遺忘的真跡》；再如高居翰博士在讀時，親赴臺北故宮、日本等地看了大量名作，才寫出了一本《中國繪畫史》。
從某種意義上看，西方專家在中國畫研究領域的重要地位，建立在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等各大藝術機構豐富的館藏之上。
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最早的一批中國藏品來自艾弗利（Samuel Avery）的捐贈，是1000多件中國明清瓷器
不過，美國人甚至整個西方，最初對中國書畫并沒什么興趣，很大程度上要將原因歸咎于中國畫的晦澀。
相比之下他們更喜歡日本畫，因為裝飾性強，容易理解。西方最初收藏中國藝術品，無非是瓷器、玉器或者工藝品。
女舞俑 西漢
青銅器，西周早期
這一點從大都會中國藝術收藏脈絡上就能看出，最早一批藏品是在19世紀70年代末，來自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董事之一，紐約有名的古董商兼收藏家艾弗利（Samuel Avery）的捐贈，是1000多件中國明清瓷器。
1902年，另一位董事畢少普（Heber R. Bishop）又捐出了1000多件玉器。此后，收藏大家奧特曼（Benjamin Altman）則將自己收藏的中國瓷器、琺瑯器和200多件鼻煙壺一同捐贈給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遼代佛像
30余年間這三筆重要的捐贈，構成了大都會中國收藏的最初階段。1915年，大都會正式成立“遠東部”（1986年后改名為“亞洲部”），從歐洲聘請了荷蘭學者萊茲（Bosch Reitz）擔任主任，自此揭開了大都會亞洲部的第二階段“中國藝術的擴充”。
而第三階段是從1945年至1970年，為“收藏的穩(wěn)步進展和唐代金銀藏品的入藏”；第四階段是1970年至今，是“中國書畫的收藏盛期和五千年中華文明序列建立和完善”。
米芾《吳江舟中詩》
錢選《王羲之觀鵝圖》局部
這四個階段的提法，來自于孫志新寫的《歷史與實踐：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中國藝術收藏》，孫志新時任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亞洲部中國藝術主任，國內(nèi)媒體和網(wǎng)絡上關于大都會中國藝術品收藏歷史的文章，基本都抄自孫志新。
孫志新所說的四個階段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國藝術的擴張”。當時的美國各大博物館搜集中國藝術品，基本都是聘一名“顧問”，給一筆經(jīng)費，派遣他去中國為博物館尋找藏品。
至于這位“顧問”在中國如何搜集藏品，通過什么渠道搜集，都很難控制。比如大都會在1928年聘用了臭名昭著的文物販子普愛倫，他曾企圖用特制膠水粘走敦煌石窟的寶貴壁畫，受聘于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后，他又前往洛陽，勾搭古董商和盜匪，從龍門石窟中偷取了《皇帝禮佛圖》運回大都會。
元代漆器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像普愛倫這樣混跡于中國的“老外”比比皆是，他們的身份可能是“冒險家”、“古董商”，或者是博物館的“顧問”，但他們所干的事情都是同一件，就是用各種方法在中國搜集藝術品。
而這些藝術品中的大部分最終都流向海外，壯大了美國各個博物館的收藏，包括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在內(nèi)，都是在那個時代，通過類似手段完成了中國藝術藏品的擴張。當然也有福開森這樣的“傳教士”，以保護文物為目的進行收藏，還將部分藏品捐贈給自己創(chuàng)辦的金陵大學。
來自日本、韓國和印度的藏品
相比于美國其他博物館，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最初并不是最頂級的亞洲收藏博物館，但如今它則以其百科全書式的收藏體系，及中國、日本、韓國、尼泊爾等亞洲多元收藏而成為美國博物館中的翹楚。
其轉折點在1970年后的“第四階段”，時任大都會董事會主席的狄龍（Douglas Dillion，他曾在上世紀60年代做過美國財政部長，后任大都會董事會主席）親自捐贈了上千萬美金，并為博物館募集了數(shù)額相當可觀的資金，以供大都會購買中國書畫藏品。
方聞和狄龍
另一位重要的人物是方聞（Wen Fong），著名的美術史學家和文物鑒別專家，擔任普林斯頓大學教授，臺北故宮博物院前院長石守謙就是他的學生。方聞曾任大都會遠東部部長，指導中國畫收藏，并從收藏家王季遷手中收購了25件宋元書畫，件件精品。
此外，中國書畫藏家顧洛阜（John Crawford）也捐贈了一批精品，包括北宋郭熙的《樹色平遠》、黃庭堅的《廉頗藺相如傳》和米芾的《吳江舟中詩》等。就這樣，董事長、策展人和捐贈者三位一體的努力，造就了大都會亞洲部如今的規(guī)模。
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亞洲部主任何慕文
B＝《外灘畫報》
H＝何慕文（Maxwell K. Hearn）
B：在美國的博物館中，大都會博物館不是最早開始收藏亞洲藝術品的，現(xiàn)在卻成為了亞洲藝術品收藏最豐富的博物館，它是如何做到的？
H：大都會博物館成立于1870年，從1879年開始收藏亞洲藝術品（主要是中國陶瓷）。后來，亞洲藝術品館藏，包括中國和日本陶瓷、裝飾藝術品、畫作等越來越多。
到了1915年，博物館決定開設一個獨立部門，命名為“遠東部”，里面只有極少量的古印度藝術品，以及古代近東地帶和伊斯蘭教的藝術品。
到二十世紀30年代，南亞和東南亞的藝術品也被列入了部門的收集序列之中。到20世紀80年代初的時候，部門更名為“亞洲部”，以契合這廣博的收藏范疇。
如今，“亞洲部”的杰出成就，歸功于紐約的收藏家和捐助者。1970年，也就是大都會博物館百年紀念的時候，當時的收藏品統(tǒng)計中，亞洲藝術部是全博物館職員、收藏品、展示空間最少最小的。
當時的博物館館長托馬斯·霍文和董事會主席道格拉斯·狄龍，想要建設真正的百科全書式的博物館，于是他們就聘請了普林斯頓大學的方聞教授，來領導亞洲藝術部的復興。
為了建設展廳，當時購買了很多藏品，包括從王季遷處購買的宋元時期的畫作，以及700件從哈里帕卡德那里購買的日本藝術作品。
展廳的創(chuàng)建吸引了大筆的捐贈，于是40年后的今天，大都會博物館已經(jīng)有50多個展示亞洲藝術品的展廳，使其成為了全世界最全面的亞洲藝術品收藏地。
B：“亞洲部”的成功經(jīng)驗是什么？董事、策展人和捐贈者，如何相互作用？
H：館長在整體上把握博物館藏品的增長和員工的發(fā)展，但他也要依賴于具體的各個展覽部門來開展購買藝術品的工作，以及處理與收藏家、捐贈者的關系。
而且非常關鍵的是，收藏家們愿意通過向公共機構捐贈藝術品來答謝美國社會，美國政府也通過對這種贈予行為的免稅促進這種慈善合作。最后，收藏具有明顯的審美和教育價值。
很多收藏家都能認識到這點，所以樂于將他們的藏品與大眾分享。而我們所做的，就是在出版物或者展覽中，將這些捐贈者的名字標識在藏品的標簽上來感謝他們的慷慨行為。
《如何讀中國畫》，何慕文（著），北京大學出版社
B：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與美國其他幾家重點收藏亞洲藝術品的美術館，比如克利夫蘭博物館等相比，大都會的特點和地位是什么？
H：應該說，位于紐約，給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帶來了非常優(yōu)渥的外在條件。許多學者和學生在路過紐約時都會去造訪我們的博物館，而且我們和很多開設亞洲藝術研究的大學（例如：普林斯頓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大學、耶魯大學、康奈爾大學、巴爾德大學）都非常近。
這些學校會把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當作他們的教室，老師會在我們的展廳和儲藏室中授課。大都會博物館的圖書館也是全美國研究中心中藝術史研究最大的一處。
大都會博物館的另一個優(yōu)勢是它具有超過60000平方英尺（約合5574平方米）的亞洲藝術展廳。這使我們能充分地展示亞洲文化的豐富性、多樣性和復雜性。
這也體現(xiàn)在我們的收藏政策中，我們不僅僅尋求杰作，我們還想把這些杰作放到一個更宏大的文化背景中，我們甚至會去收藏一些當代藝術品來反映傳統(tǒng)文化的影響。
中國：鏡花水月
B：大都會去年做了幾個比較有趣的展覽，比如“中國：鏡花水月”，似乎有關策展、布展方面，在做一些新的嘗試，您能分享一些策展方面的經(jīng)驗嗎？
H：大都會博物館舉辦展覽，兼具啟發(fā)與教育意義。特展可以讓博物館關注更加統(tǒng)一的理念和主題，但沒有一個博物館的藏品能夠對一個藝術家的一生或者一個文化主題做到完整而全面的展示，所以如果我們判定一個主題確實是有意義的，那么從其他來源去借用一些作品就顯得非常重要。
當然，我們還會就新的學術研究舉辦一些展覽，這些展覽也許是具有挑戰(zhàn)性質的，讓人們從一個新的視角來思考一個事物或一個領域。
B：你撰寫的《如何讀中國畫：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中國書畫精品導覽》，剛剛由中國引進并翻譯出版。亞洲部有100年歷史了，還需要停留在教授美國觀眾如何看懂中國畫的階段嗎？
H：當談到學習如何欣賞藝術品，每一代人對藝術都有新的闡釋。所以無論什么時候，《如何讀中國畫》對于任何想更深入了解中國藝術傳統(tǒng)的人都有價值。
藝術本身就是一門語言。正如即使你會說中文也并不代表你就能理解中國藝術。
來自日本的收藏品
B：亞洲藝術品收藏包括日本、中國、印度、韓國、尼泊爾等等，大都會對于亞洲各國藝術品的收藏策略是怎樣的？
H：當人們來到大都會博物館，他們期望看到的是足以代表各種藝術最高成就的杰出作品。
作為亞洲部，我們希望我們所展示的亞洲藝術和大都會博物館中所展示的其他西方藝術站在同一高度，而且我們也希望來自的亞洲游客會看到這些亞洲藝術品后為他們的文化感到驕傲。
我們希望能在激勵啟發(fā)游客的同時也兼具教育意義。通過展示亞洲藝術的至美和文化的重要性，使得人們想去學習這些文化、游覽這些國家，也增強他們對這些文化傳統(tǒng)的理解力和欣賞能力。
最終，大都會博物館將在不同國家和其文化傳統(tǒng)間建構理解與溝通的橋梁。藝術是全人類的共同遺產(chǎn)，所以我們應當從共享各個文化的智慧和美麗開始，去學習共享我們稱為家的這個星球——地球。
